1949年前，老《大公报》曾有过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却从未在北京出版过，只是设有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是如何在北京创刊、发展和停刊的呢？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大公报》天津版也在这一天停刊。经过一番“改造”，2月27日《大公报》天津版改名为《进步日报》，正式出版发行。《进步日报》虽是《大公报》天津版的全部人马，但与《大公报》却没有隶属关系了。5月25日，上海解放，《大公报》上海版在沪继续出版。全国解放以后，《大公报》香港版继续出版。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读者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共机关报刊，上海《大公报》的发行量很快即降至5．3万份，广告收入也急剧下降，经营出现了亏损。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1901－1980）心急如焚，开始为报纸的生存产生隐忧，不得已，他于1952年夏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交），希望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暂时困难。不久，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王芸生，当面向他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即：“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馆，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
做出“两报合并后迁京”的决定，中共中央是经过认真考虑的。1949年以前的老《大公报》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大公报》天津版改名为天津《进步日报》后（当时有些人对此有不同意见）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都成了地方性的报纸。这次“两报合并后迁京”，《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大报，党中央并希望《大公报》继续发挥其在宣传、统战等方面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把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预设为只负责国际和财经新闻的报道呢？一方面，老《大公报》在世界各地派驻有记者，素有“国际问题报道快捷”的美誉；原任总经理胡政之（1889－1949年）、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都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问题有较深研究，他们的继任者王芸生著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也是国际问题研究家；经历了二战期间的风云变幻，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常发表较深刻的评论，是老《大公报》的传统，负责国际问题的报道是责无旁贷的。另一方面，鉴于当时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国家急需一份财经方面的报纸，李富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希望有一份这样的报纸，但重新办一份报纸人力物力需要很大的投入，因此这一使命就落在了即将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肩上了。
两报合并后的人员安置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毛主席曾经对王芸生说：“两地人员由你挑选，富余人员由当地政府安排。”为此，中宣部曾于1952年秋指派中共天津《进步日报》党组负责人孟秋江、李光诒到上海，了解上海《大公报》的人员情况。他们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谷牧及副部长夏衍、姚溱等多次磋商，决定编辑部人员基本上全部北迁，参加北京《大公报》工作；经理部和印刷厂人员，根据需要择优录用，留沪人员由上海市委另行安排。随着这一安排的落实，上海《大公报》北迁人员陆续到了天津，很快参与到筹备出版（北京）《大公报》的各项工作中去。这时，《大公报》新领导班子产生。王芸生担任社长，张琴南担任总编辑；而后又选调杨永直为中共党组书记。
1952年12月31日，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分别停刊，因在北京的报馆正在筹建之中，故1953年1月1日暂时在天津出版《大公报》。两报的“合并出版天津《大公报》启事”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为了加强力量，有效地在建设祖国、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分担宣传报道任务，决定实行合并，于1953年元旦起在天津出版《大公报》。今后《大公报》的报道方针是：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扬保卫世界和平。对国家财经工作，特别着重于贸易、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等各个方面的报道及讨论；同时以较大篇幅，加强关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及讨论。”
中共中央对暂时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十分重视，曾于1953年1月14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重视运用《大公报》。“通知”说：“上海《大公报》已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名义于今年元旦在天津出版。为了适应今后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在改组之后，已按照中央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公私合营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各级党委应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份报纸，使之成为自己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轻工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劳动部等部门党组，应指定专人和《大公报》取得经常的联系，指导其编辑采访和评论工作。目前，中央宣传部正在审查《大公报》和有关机关联系的人员及记者的名单，各有关机关包括各地的有关机关在内，应给《大公报》经过正式介绍的工作人员以必要的帮助和便利，纠正过去有意无意加以排斥和冷遇的倾向。”
1954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部又下发了《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一、中央曾明确规定《大公报》以财政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其主要的宣传报道内容，并准备条件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的方向发展。此外，并可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方针今后仍应继续贯彻执行。现在《大公报》实际已是党领导的公私合营的报纸，但为适应国内外的政治情况，目前对外仍保持私营的面目。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对待《大公报》，并予以应得的协助。二、《大公报》编辑部的主要部分决定逐步由天津迁移北京，由中央宣传部通过该报的党组实现党的领导。但天津市委仍应负责领导和管理该报在天津部分的日常工作和党的生活，特别是要负责领导该报有关天津市的工作的宣传，包括财经贸易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的宣传；并协助其逐步解决所需的工作干部，纯洁和整顿该报的编辑部。《大公报》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题，应由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三、中央一级及各省市财经工作部门的党组和党员负责人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重视运用《大公报》进行宣传报道的通知，对《大公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予以指导和协助。例如，吸收他们的党员干部参加有关的会议，阅读有关的文件，指导《大公报》记者进行采访工作，审阅《大公报》有关的言论等。”
国家计委、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对《大公报》在北京建设馆舍十分重视，在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在宣武区永安路18号（后改为173号）建设总面积为8568平方米的馆舍，其中包括办公楼4000平方米、集体宿舍980平方米、地下室400平方米、锅炉房359平方米、车库200平方米、印刷厂2649平方米；同时还在新址前公路斜对面建造了职工宿舍（永安路南三楼）。北京《大公报》新馆舍于1955年8月中旬开始施工，至1956年八九月间新馆舍落成，到这年10月1日，《大公报》即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王芸生继续担任社长，袁毓明担任总编辑（后由常芝青接替），曹谷冰担任经理。
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后，编采发行人员干劲很高，都希望能把这份报纸办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1956年底，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从5．3万份猛增至28万份，不但不再向财政要钱，反而还上缴国家财政30多万元，结束了亏损的局面。
毛泽东主席对“两报合并后迁京”寄予了很大期望，他有一次见到王芸生，还询问北京《大公报》的情况，并鼓励说：“团结起来，钻进去，努力工作。”“团结起来”，除希望两报合并后同事之间不要闹不团结，其实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希望新人老人、党内党外要真正合作共事；“钻进去”，是讲《大公报》从一份综合性的报纸变为具有相对专业化分工（报道国际和财经），不熟悉专业方面情况的编采人员要注意钻研业务，对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财经政策的宣传，要“钻”进去，组织一些有深度的报道，真正把报纸办出特色；“努力工作”，是鼓励大家要保持已有的成绩，努力工作，继续前进。毛泽东主席的殷切期望，对北京《大公报》的全体员工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大公报》在几年的报道实践中，努力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中，积极宣传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以及宣传维护世界和平等，宣传报道是有一定特色的。在财经方面的报道中，积极宣传祖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宣传中央的财经政策，深入反映人民生活，颂扬财经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受到读者的好评。
在《大公报》一些同事中，始终对报纸的专业化分工有想法，认为财经报道枯燥无味，总想再办综合性的报纸。王芸生对中央确定的《大公报》的分工，是贯彻执行的，始终没有动摇过，但他也在认真思考如何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问题。一次在接见外宾后，毛泽东主席与王芸生在会客室闲聊，王芸生主动向主席请教专业化与读者兴趣究竟如何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专业是一面，群众除了业务工作还有文化生活的一面。”毛主席还说：“报上不能天天尽是‘打气’。”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廓清了许多同事的迷惑认识，大家的眼界开阔了。副刊部的编辑立即着手改进副刊《大公园》的内容，扩大了版面，让读者有得看、喜欢看，通过副刊去联系教育知识分子。
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后组建《大公报》，上级的领导关系曾发生过几次变化。1953年至1957年归中宣部领导，1957年至1958年归国务院五办领导，1958年至1960年归中共中央财贸部领导，1960年至1966年归国务院财办领导。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公报》在劫难逃。6月11日，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三人工作小组进驻报社，参加报社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孔昭恺等党外人士马上就靠边站了；6月28日，报社党组成员李光诒、胡邦定、姚仲文停职反省。他们被迫无休止地写检查、挨批斗，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中共《大公报》党组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于8月22日给中央写信，反映报社的情况。信中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读者和报社革命职工纷纷来信或贴大字报，要求改换《大公报》报名，并提出将报名改为《东风日报》或《前进日报》等建议。近日来，首都许多革命学生又要求报纸限期改名，有些中学的红卫兵还向我们提出警告。”25日，报社党组再次给中央写信，说：“报社内外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立即砸碎《大公报》这个旧招牌。此事不宜再拖，建议先把报名改掉。可否将原名改为《前进日报》。”最后，北京《大公报》于9月14日被迫停刊。至此，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在内地划上了句号。
（摘自《纵横》2000年第11期，王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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